符號帝國 L'empire des Signes
符號帝國
L'empire des Signes
Roland Barthes──著
江灝──譯
詹偉雄──導讀
麥田──出版
當欲望跌進一條死巷，東京打開了千百個出口。
via 博客來
日本是書寫的國度，羅蘭·巴特在日本邂逅了最貼近他理念與狂熱的符號系統。
日本最能遠離西方符號驅力在我身上引發的一切厭惡、惱怒、拒斥。
日本的符號很強烈：令人激賞地井然有序、安排得宜、標示清晰，保有自主，從不西化或理性化。
日本的符號是空的：它的符徵逃逸了，在這些無償支配一切的符徵深處，無神、無真理、無道德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到處揭示著這種符號呈現出來的優越特質、高尚的自我肯定及情欲魅力，
一切表露在物品及最微不足道的舉止（那些我們通常視為毫無意義或庸鄙不堪的行為）之中。
因此，符號場域將不會透過它的制度面來探求：
重點不在於藝術、民間傳說，甚至是「文明」（我們不會將封建日本與現代科技的日本互為對比）。
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都市、商店、戲劇、禮儀、庭園、暴力；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幾個動作、幾道菜、幾首詩；
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臉孔、眼睛，還有畫筆。
這一切，乃是運筆寫下，而非畫下來的。
──羅蘭·巴特
一九七○年，巴特宣稱日本將是符號產製與消費的終極國度。
如今，將此書置於日本戰後重新崛起、各類商品風行全球的脈絡，
會發現巴特或許無心插柳，卻極為精準地預言了日本當代文化經濟的核心構成：
操作符號、製造意義、深植人心。
這對與日本有著深刻複雜關係的我們來說，
正是重新探究日本有別於歐美、「另類現代性」的一個閱讀起點。
「文學的挑戰是：這作品如何關注我們、驚嚇我們、充填我們。」
──Jonathan Culler, 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6.
「文學像是磷，即將死去之際會散發最大光輝。」
──Roland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A Roland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 (Vintage, 2000), p.51.
《符號帝國》後的巴特，開始將寫作的主體和客體合而為一，他的「書寫」不僅要講述他想闡明的意旨，也同時就是意旨本身，換言之，當他要告訴讀者：「愉悅」（pleasure）太普通，你應該追求「狂喜」（jouissance, 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Hill and Wang, 1975), pp.4~5.）之時，他此刻就必須「寫出狂喜」來。(導讀 p.18, 19)
「我」，你說而且你驕傲於這個詞眼，但是，更偉大的事物—你不願相信的—其實是你的身體，它有巨大的才智，它不說「我」，它執行「我」（performs ‘I’）！
──Friedrich Nietzsche, Martin Jay, ‘Roland Barthes and the Tricks of Experience’ ,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vol14, no2, 2001), pp.469~476.
如果要我憑想像虛構出一個民族，我可以幫它取個新的名字，宣稱它為小說裡的對象，開創新的卡哈邦（Garabagne，出自Henri Michaux的作品《Voyage en Grande Garabagne》，指架空的幻想國度。）。如此，就不必將真實國度折衷於我的幻想之下（但我在文學符號中所折衷之物，正是這種幻想）。我也可以──我並不想展示或分析任何與現實相關的東西（這是西方論述的主要模式）──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那裡），抽拉出一些特徵（此乃繪圖、語言學術語），透過它們特意創立一個系統。我將稱這個系統為：日本。(p.64)
《符號帝國》書寫的對象是日本，包羅著二十六篇短小的散文，對應著巴特一九六六至六八年三次的日本旅行，雖然巴特因旅行而寫作了這本書，但它卻完全不是一本遊記，沒有可供讀者參照的旅行景點探訪，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分析，當然也沒有旅行文學的啟蒙老梗（我∕出發↓失去我∕旅程↓完成新我∕歸來）。巴特在第一篇〈遠方〉中就坦承，他無意去寫一個真實的日本，相反地，是「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在對日本禪的領略裡，巴特體認到書寫就是一種「開悟」（satori），「是一種頗為強烈的震盪，搖撼知識及主體：它創造一種不言之境（an emptiness of language）」，這種脫離西方語言特徵的書寫，掏空了物件的意義，卻反而讓物飽含著單純的魅力，是這種照耀著他的繽紛光華，促使作者嘗試以一種「開悟」的理解，模擬著禪，來書寫他旅次所見的庭園、姿態、房舍、花束、臉孔、暴力。在本書，我們不將東方與西方視為「真實」，而在雙方的歷史、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貼近或對立。作者並非熱切地將目光停駐於東方的某種質素上，東方只是單純匯集了某些特徵，由於這些特徵所催動的那套互動模式，讓作者「沉醉」於一種前所未見，與法國文化大異其趣的符號系統概念中。在思考東方時，最重要的，不是尋找另一種符號、另一種形上玄思、另一種智慧（儘管這種智慧讓人滿意），而是追求符號系統正統規範之外可能出現的差異、轉化及革命。
二十六篇短文，切入的是日本的文化生活，從語言、食物、柏青哥、包裝、手繪地圖、木偶劇、鞠躬、文具、身體、俳句、筷子、身體、市中心到匪夷所思的眼臉、「這樣」（日語So）和車站。
單從閱讀的過程觀察，巴特要求讀者參與的，是一種「作者式」而非「讀者式」的閱讀（Roland Barthes, S/Z (Hill and Wang, 1974), p.5.），《符號帝國》沒有隱約共識的寫作套路、沒有預期中起承轉合的理解階梯，更無結論或啟示，讀者必須化身為作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艱險」地建立起自身的況味。因而，尋常讀者往往會覺得意義不明，即便某些段落具有著淋漓盡致的閱讀快感，但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中文讀者總會問：我讀到了什麼？在讀與非讀之間，我因它而改變了什麼？(導讀 p.20, 21)
陌生語言
我有一個夢想：認識一門外國（奇怪的）語言，卻不理解它；觀察它與母語之間的不同，卻無法透過言語的語詞、溝通或庸言俗語等社會表面因素破除差異；在新奇語言的投射之下，實際地認識母語之不足；領會那些難以想像事物的運作；在其他句法、結構的影響之下，拆解我們自身的「真實」；在言談中，發掘主體未測知的位序，挪動主體的拓樸結構；總之，進入那不可解釋的境界，感受那股震撼甚至不用削弱它，直到我們內在的每一分西方性步履蹣跚，且父權語言開始顫抖。這種語言從父執輩傳承而來，現在輪到我們也成為父親一輩，保有自身文化，精確地說，歷史將我們轉變為「自然天性」。我們知道，希臘語的主要結構，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住亞里斯多德（Aristote）哲學的重要概念。反過來想，若是一種極為遙遠的語言閃現微光、深化視野，讓我們窺探到那些必不可少的歧異，那將頗為有益。(p.68)
這些事實及其他現象讓我們深知，不考慮語言的限制（語言的工具性質）而想藉此批判我們的社會，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這就像是想要消滅惡狼，卻舒服地躺臥在牠的血盆大口裡。這些悖離語法常規的實踐，至少有這樣的優點：試著去質疑西方語言的意識形態。(p.70, 71)
文具店
日本的書寫文字豐繁，不再寫成一排，而是捲在卷軸中。這種書寫方式讓人想到繪畫，表意文字四方揮灑，細膩鑲嵌在紙面上。一言蔽之，刻劃在整個空間之中。如此一來，至少就其潛在意義而言，這種運筆風格延伸了真正的書寫藝術，它將不再是孤獨文字的美學勞動，而是符號破壞，使它奮力一揮、斜拋出去、揮灑滿篇。(p.184, 185)
書寫暴力
有人認為戰鬥者複誦的那些口號，不應該說出行動原因及目的（人們是為了贊成或反對之事而戰）──這樣會使語言再度成為表明理由的方式、行駛正當權力的保證──而應該只說出行動本身（「全學聯將抗爭到底」）。因此，行動再也不用依賴語言鞏固、遮掩、引導方向：讓自己變得純真無邪──那種外在的神正面貌超過戰鬥本身，就像一位頭戴飛尖帽（bonnet phrygien，俗稱弗里吉亞帽，又稱自由之帽，一種圓錐形軟帽，帽尖前彎，紅色乃其典型色彩。歐洲曾流行一種說法，在古代，獲釋的奴隸會配戴此帽，從此它便象徵解放，在法國大革命中，亦成為自由標誌廣為流傳。）的馬賽女人──配上純粹的聲音操作，行動感加倍，卻只是在暴力的容納空間之中，增加一抹姿態，讓它多一塊肌肉。(p.207,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