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的修辭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反動的修辭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Albert O. Hirschman——著
吳介民——譯
吳乃德——導讀
當進步力量推動歷史前進時，保守派如何為其反動思想辯護？
面對進步與反動的爭論，現代公民如何透視雙方的限制和謬誤，進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每一個作用力，都會產生一個相等力量的反作用力。」
“To every action there is always opposed an equal reaction.”
——牛頓第三定律 (Newton's Third Laws of Motion)
反動（reaction）
反動這詞在使用之初，毫無貶意。這段漫長的語意混淆，發生在法國大革命其間，尤其是在有革命分水嶺之稱的一七九四年熱月事件（the events of Thermidor）之後。
相信歷史會不斷前進推動的啟蒙精神，「反動」這樣的詞因此被賦予負面的意涵。
第一波反動，是伴隨著主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普遍人權（T.H.Marshall的民權部分）而來的思想運動。
當時對這些權力要求的反動，是和反對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交織在一起。實際上，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的反對者，主要是被革命事件所激發，而非宣言的內容本身。但是，隨後出現的激進的反革命論述，拒絕區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正面和負面結果，或者根本就不承認革命有任何正面之處。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這個反革命論述，全面拒斥革命份子最引以為傲的人權宣言，它也因此成為一種根本的知識潮流，為大多數現代保守主義奠定了根基。
第二波反動的浪潮——反對普遍選舉權（universal suffrage）——遠比第一波反動更沒有自我意識到反革命的特質；或者在這樣的時間點，更不具有反革命的特質。
接下去的第三波反動目前仍在進行中，這波反動的目標在批判福利國家，並試圖撤銷或「改革」某些福利政策。所以現在儘管已存在許多龐大文獻，對第三波的反動浪潮仍嫌太早。
這三波反動中，每一次反對思潮所共有的幾個典型論點。這些論點都將和「三波反動」連結討論。作者的論點分別為悸謬論（perversity thesis）、無效論（futility thesis）以及危害論（jeopardy thesis）等三類主要的反動命題。
根據悸謬論的說法，任何有意改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行動，將會適得其反，而時情況更加惡化。而無效論是說，企圖要轉化社會的行動，將會白忙一場。最後，危害論則辯稱，想要改變或改革社會，將危害一些先前已經達成的珍貴效果，所以改革的代價太高了。
悸謬論（perversity thesis）
現代世界裡存在固執的進步心態，使得「反動派」被賦予負面意涵。因此他們通常不會直接對「進步派」展開全面攻擊，他們典型的做法就是勸誡人們說：
這樣的操作實際上是近一步論稱：
歷史上許多重大而看似突兀的意識形態轉換，往往是這樣產生的。形式上，它們不過把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做些細微的修改；但這新的變奏，卻與先前截然不同的信仰與命題緊密鑲嵌一起，而形成一個全新的結構型態。所以到後來，我們幾乎無法辨認出老幹和新枝之間的關聯。
法國大革命的種種事端，使得關於人類行為之非意圖結果的思考，獲得新的動力。
在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張的歷史階段，同樣的思路再度浮出檯面。對尼采而言，大眾選舉制度是人類「群眾本能」（herd instinct）的終極表現。雷朋（Gustave Le Bon）的暢銷書《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的主要論政，是用經濟學家稱之為加總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概念，挑戰種種通俗說法。它是說，適用於描述個體的特質，並不必然適用於描述團體，遑論群眾行為。雷朋的立論，乃根據一種尖銳的個體和群眾的二分法：個體是理性的，或許都是世故老練而精於算計。但群眾是非理性的、立場搖擺不定、無法權衡正反意見、未經思索變熱情高漲等等。
援用悸謬式的論證，乃是反動修辭的一大根本特徵。這種論證反覆被使用，可能會不幸地讓人以為悸謬作用無所不在。以下有兩個同等重要的命題：
(1)反動思想廣泛訴諸悸謬作用；以及
(2)反動思想家所宣稱的悸謬作用發生的程度，不可能原本就存在「那裡」（out there）。
社會科學的偉大的洞見之一，就是觀察到人們由於缺乏遠見（imperfect foresight），其行為容易產生相登程度的非意圖結果。悸謬作用，就是非意圖結果的一種特別極端的狀況。在此狀況中，一般人的行為是如此徹底缺乏遠見的，以至於分析者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產生了恰恰與他們的意向相反的結局。
本來，非意圖結果的概念，是為了把不確定性以及開放性的結果，導入社會科學。但是，經過這些悸謬作用鼓吹者的發揮，卻把視野縮小，而再一次將社會世界視為全然可預測的對像。
悸謬作用的分析家通常如此陶醉於他們的發現，一心想要宣稱其發現為空前的洞見、並且是沒有任何人預見或希冀的事件，以至於喜歡把造成災難的政策制定者，說成對其所釀成的禍害一無所知，但之後卻又對自己的良善意圖備感失望。為了傳達這種理念，悸謬論者故作降尊紆貴之態，大量使用「滿懷善意」、「用心良苦」等辭彙。
赫緒曼認為，悸謬作用不過是吾人可理解之非意圖結果與副作用（side effects）的一種型態。
亞當·斯密在《富國論》（Wealth of Nations）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原文中，他所談的個體是為自己的利益行動，這個個體「促成一個非其本意的結果」。在這脈絡中，這個結果當然是好的，他增加社會的「每年增產值」。但是，一旦這種概念廣為流傳，並演變成「非預期的」或「非意圖的」後果，它很快就獲得一種全然負面的意涵。
一如悸謬論篇一樣，赫緒曼以法國大革命、普選權以及社會福利作為例子，一一說明各個歷史人物如何利用無效論來論證。
在區分的三個歷史階段裡，無效論在每階段都被包裝成相當不一樣的推理形式。無效論這種論證的魅力在於其怡然自得而高超的反駁技巧——能夠將常識所理解的那些充滿動盪、變遷和真實改革的歷史事件，變得風平浪靜。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悸謬論和無效論之間比較實質的差異。我們可能以為，悸謬論跟無效論一樣，是建立在人類行動之意外結果的觀念之上。它們表面的差別是：前者是意圖之外的副作用，抵銷了原本的行動；而後者則是副作用太過猛烈，以致於產生了和原本企圖恰好相反的結果。
但是，無效論所建構的場景其實是這樣：人類的行動或意圖之所以遭受挫則，不是因為這些行動引發了一系列的副作用，而是因為它們想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事物，因為它們忽視了社會基本結構的力量。
這兩種論點其實抱持著是幾乎完全相反的觀點，悸謬論認為社會世界是非常不安定的（volatile），每一個動作都會立即導致各種與之抗衡的動作；相反的，無效論的鼓吹者則認為世界是高度結構化的（highly structured），根據內在規律運行，而人類行動毫無改變的能力。
要有利的反駁無效論，就必須採取如下的說法：它沒有認真對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嚴肅考慮它自己對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無效論所說的政策目標宣示和真實社會後果之間落差不斷增加的故事，不可能說完就算了。這種說法會影響聽眾，造成其心裡緊張，進而引發一種若非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便是自我否定（self-refuting）的動力。
無效論斷言改革毫無意義，因此當改革政策遭到扼殺或半途而廢時，這種說詞就會削弱人們的改革意志，此時無效論就發揮了自我實現的作用。另外一種情況是，無效論的宣稱激起人們更堅決的努力，以及更豐富的知識，最後達成真正的改革，此時無效論就啟動了自我否定的能量。
無效論因此經歷了值得注意的角色轉換：它從最初那種冷漠訕笑人類愚蠢與自欺行為的觀察家，搖身變成了活躍份子；它宣告發現的任何真理不過是過眼雲煙。
二十世紀初劍橋大學著名的古典學者寇恩福特（F. M. Cornford），曾經發表一本題為《學院現行記》（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的小手冊，他以精湛的戲謔手法，處理幾種這類型的反動修辭。這本手冊的目的在教導年輕學者如何廣結善緣以獲得影響力。方法是：反對任何學院程序的變革，但是卻假裝「在原則上」同意改革者的目標。
楔子原理：人們預期你會公正地行動，如果你現在不做，則將來可能有更大的壓力期望你如此做；不要因為害怕你將來會無法滿足這些不斷升高的期望，而決定現在就去做。
危險前例原理：不要因為害怕自己將來會沒有勇氣去做一個公認正確的行動，於是現在就去做。將來之事，根據假說，絕對是不一樣的，但是表面上卻貌似當下的情境。
這兩個原理是密切相關的，採取這種論述的人，並不會爭辯改革提議本身是錯的；而是，由於改革會導致一序列的事件。
當一個改革提議本身被認為可欲的，卻又試圖說服人們說，這改革的成本或副作用超過了它所帶來的利益，這樣的批評，牽涉到異質性的利益和成本之間做非常主觀的比較。
假如我們能證明，兩種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互相排斥的，新的改革將會危害到舊的改革。這樣的陳述，我們就稱為危害論。它的論證方式，要比悸謬論和無效論更加複雜，而且需要更多的歷史論據。
〈這個會扼殺這個〉（Ceci tuera cela）是雨果（Victor Hugo）的小說《鐘樓怪人》（Notre-Dame de Paris）中有名的一章。 雨果解釋，「這個」代表印刷與書籍，隨著活字版的發明，會取代「那個」，亦即做為西方文明主要展現形式的大教堂以及其他紀念性建族物。
還有許多類似的事物興衰的預言，赫緒曼在這直接做出兩個一般性的觀察：
第一、這些預言除了預測錯誤的時候之外，都能證明自己絕對正確。
第二、由於預言被提出的頻率超過預言「在真實世界」發生的頻率，因此必然存在著某種知識上的吸引力，使得人們樂於提出預言。
採取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人們經常訴諸「這個會扼殺那個」的陳述方式，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根深柢固的「零和心態」。在零和賽局中，贏家獲得的數目等於輸家的損失，這種賽局在整個世界中佔有最優勢的地位。
而事實上，當我們看得更透徹的時候，會發現這是意謂一種負面的結局，而非零和的狀況。我們雖然有輸有贏，但是輸掉的東西，比贏到的更加珍貴。
我們很容易想像出與危害論相反的思路：一個已經確立的改革或制度A，會被另外一個規劃中的改革或制度B強化，而不像危害論所宣稱的，A會被B弱化；為了給A活力和意義，而需要執行B；A需要由B來互補。這種互補、和協、或者相輔相成的觀點，很可能早於危害論之前就提出來；因為早在B即將實現或已經實現而引發的反動論述之前，最初提倡B改革的進步份子，應該會先提出互補論的說法。由於這兩種相反論證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隔閡，使我們相信這兩著從來沒有打過照面。
我們有理由相信危害論一般都是在悸謬論之前就被提出來的。當一個新的政策被提議、或被官方採納之後，危害論的說法就可以馬上出籠。但是，一般而言，悸謬論的說法需要在新政策令人不快的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才可能出現。至於無效論，則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醞釀。
事實上，悸謬論、無效論和危害論這三個範疇。所能涵蓋的範圍比表面上的要大很多。當一個公共政策或「改革」實施之後遇到難題、或是被某些批評者認為失敗時，這種負面的評價其實只能歸諸於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改革被認為沒有達成其使命——悸謬論和無效論是對這一類事件的兩種典型說法。
第二、改革有代價，而且其代價超過改革的利益——危害論可以涵蓋這一類狀況的很大範圍。
以最近的歷史階段，亦即對福利國家政策（曾被稱為窮人的公共救濟）的攻擊，作為討論起點。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論點是，「幫助窮人只會使他們變得更窮」的悸謬式指控。無效論則扮演了一個有價值的輔助角色，但也僅止於補充。無效論宣稱，表面上用來濟貧的經費，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產階級的荷包。
然而，對於福利國家最不具威力的批評或許是危害論的觀點。它宣稱福利國家的政策危害個人自由權和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而這樣的論點在民主政治已經相當鞏固的國家中，已經沒什麼可信度。
在這三種論點中引人注意的是，悸謬論和無效論兩者在邏輯上互斥、但卻存在相同的吸引力。在這提出一種概括的觀察：被用來攻擊同一政策或改革方案的兩種論證，之間存在邏輯上的互斥性並不表示，這兩種論證在辯論的過程中不會被同時使用，有時候甚至是被同一人、或同一團體使用。
自從二戰以來，在國際性所得與財富重分配的領域，「即將來臨的」共產主義的威脅，也經常用來主張資源應由富國轉移到窮國。在這種情況下，提倡改革政策的人士都認識到，鼓吹政策是對的還不夠；為了獲得更大的修辭效果，他們還催促必須執行這個政策，才能夠避免某些災難的發生。
這個論點或許可稱為危險逼近論（imminent-danger thesis），它與其反命題危害論，有兩個共同特質：
第一，兩者在討論一個新的改革方案的時候，都只看到單方面的危險或風險。危害論陣營唯獨看到行動的危險；而危險逼近論者則全神貫注於不行動的風險。
第二，兩個陣營各自提出其危險景像——危險分別來自行動與不行動——彷彿這些景像都已完全確定而且無法避免。
我們可以得出在反動派和進步派的這些誇張與錯覺中，不同於兩者的「成熟」立場的兩種元素：
第一、行動與不行動都伴隨著危險與風險。兩者的風險都應該詳細檢討與評估，而且應該盡最大的可能去防範。
第二、我們無法依據兩類樂於發佈警報的先知們（Cassandras）所佯裝出來的確定性，而獲知行動與不行動將會產生何種不良後果。（Cassandras，希臘神話人物，其預言無人相信。在此指危害論者與危險逼近論者。）當我們預測事故或災難即將發生時，最好記得一句成與：最壞的情況不一定總是會發生（Le pire n'est pas toujours sûr）。
危害論在經過轉型之後，產生了想種典型的「進步」立場：
(1)協力的謬誤（synergistic fallacy）——新舊改革之間總是有著和諧與交互支援的關係；
(2)危險逼近論——需要趕緊採取新的改革，否則危險即將來臨。
現在輪到無效論來製造相對應的進步立場。無效論的本質是，主張人類企圖實現變革的若干行動註定一敗塗地，因為這些企圖違反了柏克所稱的「事物的永恆構成原理」（the eternal constitution things）。
假如「反動的」無效論的本質是主張某些社會經濟現象存在著自然規律般的不變性，那麼它的「進步的」對手事主張社會存在著同樣規律的前進、運動或進步。
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裡的序言中指出，推動那些「無法避免的」革命有助於加快它的腳步，並且減少代價。廣而言之，人們容易受到「讓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信念的鼓舞而陶醉其中，不管這信念有多麼模糊。
危害論和無效論者兩個反動命題，都可以轉換成相反的進步修辭類型（或刻板觀念）。但這樣修辭的技巧，是否在悸謬論上也行得通呢？
反動的立場之所以反動，乃在於它宣告悸謬作用廣泛存在於人的世界，反動派建議人們再重新塑造現存制度以及追求創新政策時要非常謹慎。進步派對這個立場的回應是，將這警告無視，漠視歷史傳統，且不理睬人類行動的非意圖後果的整個概念。
大革命聲稱需要根據「理性」的指令重新建構整個社會。悸謬論就是建立在這命題（thesis）上的反命題（antithesis）。
藉由揭露反動派千篇一律的基本論證風格，來推定一件事：標準的「反動」推理方式，乃是充滿瑕疵。一個論點常被反覆使用這件事本身，當然不能證明它應用在任何具體事例上就一定是錯的。社會世界中當然存在著一些情況，原本用意良善的「目的性行動社會」，卻產生了反效果；在另外的狀況中，完全起不了作用；還有在其他情況下，則危害了先前社會進步的成果。大部分確認而加以評析的反動論點，就幾方面來說，在知識上都是值得懷疑的。
赫緒曼說明每一個反動論證都有一個或多個進步的對應命題：
反動的：所採取的（目的性）行動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進步的：不採取該行動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反動的：新的改個會危害舊的改革。
進步的：新改革與舊改革會相輔相成。
反動的：所採取的行動試圖改變社會秩序的恆存結構特徵（「定律」），因此必然完全失效、徒勞無功。
進步的：所採取的行動受到「進行之中」的強大歷史力量支持；抗拒這些歷史力量只會徒勞無功。
一旦這些配對論證存在，反動命題就被降級了：跟相對應的進步命題放在一起分析，反動命題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它們實際上只是代表極端情況（limiting cases）。
福樓拜曾使用這樣的片與來砲轟兩派各自執著於唯心和唯物的哲學家，彼等肯確之論（affirmations）乃是「一體兩面的不切題」（deux impertinences égales），這片語也頗適合形容前面的對偶命題。
在最近的民主政治反省中，得到兩個有價值的洞察，一個是關於多元主義民主政體的理解，另一個是關於維持民主政體的長期穩定與正當性的理解。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多元主義政體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先前存在著某些「基本價值」的廣泛共識，而是因為長期互相威脅挾持的各方團體，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人有能力支配。尖銳對立的團體之間的僵持不下，最後催生了多元主義的容忍與接納。赫緒曼的目的並不在「詛咒兩邊都去死」，而是想把公共論壇從互不讓步的偏激姿態，挪移到懷抱希望的討論——寄望我們在交鋒的過程中更加「善待民主」（democracy friendly）。
延伸閱讀：
赫緒曼揭開「反動修辭」面紗（吳介民）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14/34705562/
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528
改革與反改革之辨──這個時代需要《反動的修辭》
http://post.books.com.tw/bookpost/blog/41073.htm
這種行動經由一連串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作用，會產生與其所宣稱追尋的目標恰恰相反的結果。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ometimes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r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are outcomes that are not the ones intended by a purposeful action.（在社會學中，非意圖結果(有時是意料之外或者無法預見的後果)是）不是意圖藉由有目的的行動的結果。）
這樣的操作實際上是近一步論稱：
試圖把社會推往某個方向，的確可以推得動，但卻是把它推往相反的方向。這樣簡潔的論證假如命題為真的話，它就極具破壞性。在現今的辯論中，這種作用也被稱為「反直關」（counterintuitive）、「反效果」（counterproductive），更切題的說，就是某種「進步」或「立意良善」的社會政策所具有的悸謬作用。追尋自由的努力，會使社會陷入奴役的境地；追尋民主，會產生寡頭統治和暴政；而社會福利計劃，則會製造更多貧窮。每件事情都會反弒它自己。
歷史上許多重大而看似突兀的意識形態轉換，往往是這樣產生的。形式上，它們不過把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做些細微的修改；但這新的變奏，卻與先前截然不同的信仰與命題緊密鑲嵌一起，而形成一個全新的結構型態。所以到後來，我們幾乎無法辨認出老幹和新枝之間的關聯。
法國大革命的種種事端，使得關於人類行為之非意圖結果的思考，獲得新的動力。
在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張的歷史階段，同樣的思路再度浮出檯面。對尼采而言，大眾選舉制度是人類「群眾本能」（herd instinct）的終極表現。雷朋（Gustave Le Bon）的暢銷書《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的主要論政，是用經濟學家稱之為加總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概念，挑戰種種通俗說法。它是說，適用於描述個體的特質，並不必然適用於描述團體，遑論群眾行為。雷朋的立論，乃根據一種尖銳的個體和群眾的二分法：個體是理性的，或許都是世故老練而精於算計。但群眾是非理性的、立場搖擺不定、無法權衡正反意見、未經思索變熱情高漲等等。
援用悸謬式的論證，乃是反動修辭的一大根本特徵。這種論證反覆被使用，可能會不幸地讓人以為悸謬作用無所不在。以下有兩個同等重要的命題：
(1)反動思想廣泛訴諸悸謬作用；以及
(2)反動思想家所宣稱的悸謬作用發生的程度，不可能原本就存在「那裡」（out there）。
社會科學的偉大的洞見之一，就是觀察到人們由於缺乏遠見（imperfect foresight），其行為容易產生相登程度的非意圖結果。悸謬作用，就是非意圖結果的一種特別極端的狀況。在此狀況中，一般人的行為是如此徹底缺乏遠見的，以至於分析者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產生了恰恰與他們的意向相反的結局。
本來，非意圖結果的概念，是為了把不確定性以及開放性的結果，導入社會科學。但是，經過這些悸謬作用鼓吹者的發揮，卻把視野縮小，而再一次將社會世界視為全然可預測的對像。
悸謬作用的分析家通常如此陶醉於他們的發現，一心想要宣稱其發現為空前的洞見、並且是沒有任何人預見或希冀的事件，以至於喜歡把造成災難的政策制定者，說成對其所釀成的禍害一無所知，但之後卻又對自己的良善意圖備感失望。為了傳達這種理念，悸謬論者故作降尊紆貴之態，大量使用「滿懷善意」、「用心良苦」等辭彙。
赫緒曼認為，悸謬作用不過是吾人可理解之非意圖結果與副作用（side effects）的一種型態。
亞當·斯密在《富國論》（Wealth of Nations）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原文中，他所談的個體是為自己的利益行動，這個個體「促成一個非其本意的結果」。在這脈絡中，這個結果當然是好的，他增加社會的「每年增產值」。但是，一旦這種概念廣為流傳，並演變成「非預期的」或「非意圖的」後果，它很快就獲得一種全然負面的意涵。
差不多在兩百五十年前，伏爾泰以他備受稱譽的小說《憨第德》（Candide），來嘲諷我們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ours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的這種說法。從那個時代以來，我們完全受制於社會世界之悸謬作用無所不在的論述權力。或許現在正是推出《反憨第德》（Anti-Candide）的適當時機，以便反諷，我們的世界亦非所有可能世界之中最悸謬的世界（ours is not the most perverse of all possible worlds, either）。
無效論（futility thesis）
「在這裡你可以盡情奔跑，祉是為了原地不動。」
——Lewis Carroll《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
「假如我們要讓每一件事情都原封不動，那麼就要讓每件事都動起來。」
——Giuseppe Lampedusa《花豹》(The Leopard, 1959)無效論和悸謬論有很大的差異，這種論證沒有火爆之氣、而是冷眼旁觀的幹練世故。它是說：
社會變革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的；由於社會各種「深層」結構根本難以撼動，古往今來所謂的改革，總是表面的、皮毛的、裝飾的，因此不過是一場幻影。無效論的說詞，表面上比悸謬論來得溫和；但其實對於那些「促成變遷的行動者」（change agents）而言，卻是更加侮辱。
一如悸謬論篇一樣，赫緒曼以法國大革命、普選權以及社會福利作為例子，一一說明各個歷史人物如何利用無效論來論證。
在區分的三個歷史階段裡，無效論在每階段都被包裝成相當不一樣的推理形式。無效論這種論證的魅力在於其怡然自得而高超的反駁技巧——能夠將常識所理解的那些充滿動盪、變遷和真實改革的歷史事件，變得風平浪靜。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悸謬論和無效論之間比較實質的差異。我們可能以為，悸謬論跟無效論一樣，是建立在人類行動之意外結果的觀念之上。它們表面的差別是：前者是意圖之外的副作用，抵銷了原本的行動；而後者則是副作用太過猛烈，以致於產生了和原本企圖恰好相反的結果。
但是，無效論所建構的場景其實是這樣：人類的行動或意圖之所以遭受挫則，不是因為這些行動引發了一系列的副作用，而是因為它們想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事物，因為它們忽視了社會基本結構的力量。
這兩種論點其實抱持著是幾乎完全相反的觀點，悸謬論認為社會世界是非常不安定的（volatile），每一個動作都會立即導致各種與之抗衡的動作；相反的，無效論的鼓吹者則認為世界是高度結構化的（highly structured），根據內在規律運行，而人類行動毫無改變的能力。
要有利的反駁無效論，就必須採取如下的說法：它沒有認真對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嚴肅考慮它自己對事件所產生的影響。
無效論所說的政策目標宣示和真實社會後果之間落差不斷增加的故事，不可能說完就算了。這種說法會影響聽眾，造成其心裡緊張，進而引發一種若非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便是自我否定（self-refuting）的動力。
無效論斷言改革毫無意義，因此當改革政策遭到扼殺或半途而廢時，這種說詞就會削弱人們的改革意志，此時無效論就發揮了自我實現的作用。另外一種情況是，無效論的宣稱激起人們更堅決的努力，以及更豐富的知識，最後達成真正的改革，此時無效論就啟動了自我否定的能量。
無效論因此經歷了值得注意的角色轉換：它從最初那種冷漠訕笑人類愚蠢與自欺行為的觀察家，搖身變成了活躍份子；它宣告發現的任何真理不過是過眼雲煙。
危害論（jeopardy thesis）
第三類反動論述，它和改革唱反調的方式比較符合常識、也比較溫和，因為它不想和主流的公共意見產生正面的衝突。也就是說，變革的提議本身或許是可欲的，卻會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成本或後果。「哦！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之！」——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二十世紀初劍橋大學著名的古典學者寇恩福特（F. M. Cornford），曾經發表一本題為《學院現行記》（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的小手冊，他以精湛的戲謔手法，處理幾種這類型的反動修辭。這本手冊的目的在教導年輕學者如何廣結善緣以獲得影響力。方法是：反對任何學院程序的變革，但是卻假裝「在原則上」同意改革者的目標。
楔子原理：人們預期你會公正地行動，如果你現在不做，則將來可能有更大的壓力期望你如此做；不要因為害怕你將來會無法滿足這些不斷升高的期望，而決定現在就去做。
危險前例原理：不要因為害怕自己將來會沒有勇氣去做一個公認正確的行動，於是現在就去做。將來之事，根據假說，絕對是不一樣的，但是表面上卻貌似當下的情境。
這兩個原理是密切相關的，採取這種論述的人，並不會爭辯改革提議本身是錯的；而是，由於改革會導致一序列的事件。
當一個改革提議本身被認為可欲的，卻又試圖說服人們說，這改革的成本或副作用超過了它所帶來的利益，這樣的批評，牽涉到異質性的利益和成本之間做非常主觀的比較。
假如我們能證明，兩種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互相排斥的，新的改革將會危害到舊的改革。這樣的陳述，我們就稱為危害論。它的論證方式，要比悸謬論和無效論更加複雜，而且需要更多的歷史論據。
〈這個會扼殺這個〉（Ceci tuera cela）是雨果（Victor Hugo）的小說《鐘樓怪人》（Notre-Dame de Paris）中有名的一章。 雨果解釋，「這個」代表印刷與書籍，隨著活字版的發明，會取代「那個」，亦即做為西方文明主要展現形式的大教堂以及其他紀念性建族物。
還有許多類似的事物興衰的預言，赫緒曼在這直接做出兩個一般性的觀察：
第一、這些預言除了預測錯誤的時候之外，都能證明自己絕對正確。
第二、由於預言被提出的頻率超過預言「在真實世界」發生的頻率，因此必然存在著某種知識上的吸引力，使得人們樂於提出預言。
採取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人們經常訴諸「這個會扼殺那個」的陳述方式，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根深柢固的「零和心態」。在零和賽局中，贏家獲得的數目等於輸家的損失，這種賽局在整個世界中佔有最優勢的地位。
而事實上，當我們看得更透徹的時候，會發現這是意謂一種負面的結局，而非零和的狀況。我們雖然有輸有贏，但是輸掉的東西，比贏到的更加珍貴。
我們很容易想像出與危害論相反的思路：一個已經確立的改革或制度A，會被另外一個規劃中的改革或制度B強化，而不像危害論所宣稱的，A會被B弱化；為了給A活力和意義，而需要執行B；A需要由B來互補。這種互補、和協、或者相輔相成的觀點，很可能早於危害論之前就提出來；因為早在B即將實現或已經實現而引發的反動論述之前，最初提倡B改革的進步份子，應該會先提出互補論的說法。由於這兩種相反論證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隔閡，使我們相信這兩著從來沒有打過照面。
比較與綜合、反動到進步
我們有理由相信危害論一般都是在悸謬論之前就被提出來的。當一個新的政策被提議、或被官方採納之後，危害論的說法就可以馬上出籠。但是，一般而言，悸謬論的說法需要在新政策令人不快的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才可能出現。至於無效論，則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醞釀。
事實上，悸謬論、無效論和危害論這三個範疇。所能涵蓋的範圍比表面上的要大很多。當一個公共政策或「改革」實施之後遇到難題、或是被某些批評者認為失敗時，這種負面的評價其實只能歸諸於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改革被認為沒有達成其使命——悸謬論和無效論是對這一類事件的兩種典型說法。
第二、改革有代價，而且其代價超過改革的利益——危害論可以涵蓋這一類狀況的很大範圍。
以最近的歷史階段，亦即對福利國家政策（曾被稱為窮人的公共救濟）的攻擊，作為討論起點。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論點是，「幫助窮人只會使他們變得更窮」的悸謬式指控。無效論則扮演了一個有價值的輔助角色，但也僅止於補充。無效論宣稱，表面上用來濟貧的經費，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了中產階級的荷包。
然而，對於福利國家最不具威力的批評或許是危害論的觀點。它宣稱福利國家的政策危害個人自由權和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而這樣的論點在民主政治已經相當鞏固的國家中，已經沒什麼可信度。
在這三種論點中引人注意的是，悸謬論和無效論兩者在邏輯上互斥、但卻存在相同的吸引力。在這提出一種概括的觀察：被用來攻擊同一政策或改革方案的兩種論證，之間存在邏輯上的互斥性並不表示，這兩種論證在辯論的過程中不會被同時使用，有時候甚至是被同一人、或同一團體使用。
自從二戰以來，在國際性所得與財富重分配的領域，「即將來臨的」共產主義的威脅，也經常用來主張資源應由富國轉移到窮國。在這種情況下，提倡改革政策的人士都認識到，鼓吹政策是對的還不夠；為了獲得更大的修辭效果，他們還催促必須執行這個政策，才能夠避免某些災難的發生。
這個論點或許可稱為危險逼近論（imminent-danger thesis），它與其反命題危害論，有兩個共同特質：
第一，兩者在討論一個新的改革方案的時候，都只看到單方面的危險或風險。危害論陣營唯獨看到行動的危險；而危險逼近論者則全神貫注於不行動的風險。
第二，兩個陣營各自提出其危險景像——危險分別來自行動與不行動——彷彿這些景像都已完全確定而且無法避免。
我們可以得出在反動派和進步派的這些誇張與錯覺中，不同於兩者的「成熟」立場的兩種元素：
第一、行動與不行動都伴隨著危險與風險。兩者的風險都應該詳細檢討與評估，而且應該盡最大的可能去防範。
第二、我們無法依據兩類樂於發佈警報的先知們（Cassandras）所佯裝出來的確定性，而獲知行動與不行動將會產生何種不良後果。（Cassandras，希臘神話人物，其預言無人相信。在此指危害論者與危險逼近論者。）當我們預測事故或災難即將發生時，最好記得一句成與：最壞的情況不一定總是會發生（Le pire n'est pas toujours sûr）。
危害論在經過轉型之後，產生了想種典型的「進步」立場：
(1)協力的謬誤（synergistic fallacy）——新舊改革之間總是有著和諧與交互支援的關係；
(2)危險逼近論——需要趕緊採取新的改革，否則危險即將來臨。
現在輪到無效論來製造相對應的進步立場。無效論的本質是，主張人類企圖實現變革的若干行動註定一敗塗地，因為這些企圖違反了柏克所稱的「事物的永恆構成原理」（the eternal constitution things）。
假如「反動的」無效論的本質是主張某些社會經濟現象存在著自然規律般的不變性，那麼它的「進步的」對手事主張社會存在著同樣規律的前進、運動或進步。
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裡的序言中指出，推動那些「無法避免的」革命有助於加快它的腳步，並且減少代價。廣而言之，人們容易受到「讓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信念的鼓舞而陶醉其中，不管這信念有多麼模糊。
危害論和無效論者兩個反動命題，都可以轉換成相反的進步修辭類型（或刻板觀念）。但這樣修辭的技巧，是否在悸謬論上也行得通呢？
反動的立場之所以反動，乃在於它宣告悸謬作用廣泛存在於人的世界，反動派建議人們再重新塑造現存制度以及追求創新政策時要非常謹慎。進步派對這個立場的回應是，將這警告無視，漠視歷史傳統，且不理睬人類行動的非意圖後果的整個概念。
大革命聲稱需要根據「理性」的指令重新建構整個社會。悸謬論就是建立在這命題（thesis）上的反命題（antithesis）。
藉由揭露反動派千篇一律的基本論證風格，來推定一件事：標準的「反動」推理方式，乃是充滿瑕疵。一個論點常被反覆使用這件事本身，當然不能證明它應用在任何具體事例上就一定是錯的。社會世界中當然存在著一些情況，原本用意良善的「目的性行動社會」，卻產生了反效果；在另外的狀況中，完全起不了作用；還有在其他情況下，則危害了先前社會進步的成果。大部分確認而加以評析的反動論點，就幾方面來說，在知識上都是值得懷疑的。
赫緒曼說明每一個反動論證都有一個或多個進步的對應命題：
反動的：所採取的（目的性）行動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進步的：不採取該行動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反動的：新的改個會危害舊的改革。
進步的：新改革與舊改革會相輔相成。
反動的：所採取的行動試圖改變社會秩序的恆存結構特徵（「定律」），因此必然完全失效、徒勞無功。
進步的：所採取的行動受到「進行之中」的強大歷史力量支持；抗拒這些歷史力量只會徒勞無功。
一旦這些配對論證存在，反動命題就被降級了：跟相對應的進步命題放在一起分析，反動命題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它們實際上只是代表極端情況（limiting cases）。
福樓拜曾使用這樣的片與來砲轟兩派各自執著於唯心和唯物的哲學家，彼等肯確之論（affirmations）乃是「一體兩面的不切題」（deux impertinences égales），這片語也頗適合形容前面的對偶命題。
在最近的民主政治反省中，得到兩個有價值的洞察，一個是關於多元主義民主政體的理解，另一個是關於維持民主政體的長期穩定與正當性的理解。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多元主義政體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先前存在著某些「基本價值」的廣泛共識，而是因為長期互相威脅挾持的各方團體，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人有能力支配。尖銳對立的團體之間的僵持不下，最後催生了多元主義的容忍與接納。赫緒曼的目的並不在「詛咒兩邊都去死」，而是想把公共論壇從互不讓步的偏激姿態，挪移到懷抱希望的討論——寄望我們在交鋒的過程中更加「善待民主」（democracy friendly）。
延伸閱讀：
赫緒曼揭開「反動修辭」面紗（吳介民）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214/34705562/
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528
改革與反改革之辨──這個時代需要《反動的修辭》
http://post.books.com.tw/bookpost/blog/410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