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4日 星期三

符號帝國 L'empire des Signes

符號帝國
L'empire des Signes
Roland Barthes──著
江灝──
詹偉雄──導讀
麥田──出版

當欲望跌進一條死巷,東京打開了千百個出口。

via 博客來

日本是書寫的國度,羅蘭·巴特在日本邂逅了最貼近他理念與狂熱的符號系統。
日本最能遠離西方符號驅力在我身上引發的一切厭惡、惱怒、拒斥。
日本的符號很強烈:令人激賞地井然有序、安排得宜、標示清晰,保有自主,從不西化或理性化。
日本的符號是空的:它的符徵逃逸了,在這些無償支配一切的符徵深處,無神、無真理、無道德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到處揭示著這種符號呈現出來的優越特質、高尚的自我肯定及情欲魅力,
一切表露在物品及最微不足道的舉止(那些我們通常視為毫無意義或庸鄙不堪的行為)之中。
因此,符號場域將不會透過它的制度面來探求:
重點不在於藝術、民間傳說,甚至是「文明」(我們不會將封建日本與現代科技的日本互為對比)。
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都市、商店、戲劇、禮儀、庭園、暴力;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幾個動作、幾道菜、幾首詩;
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臉孔、眼睛,還有畫筆。
這一切,乃是運筆寫下,而非畫下來的。
──羅蘭·巴特
一九七○年,巴特宣稱日本將是符號產製與消費的終極國度。
如今,將此書置於日本戰後重新崛起、各類商品風行全球的脈絡,
會發現巴特或許無心插柳,卻極為精準地預言了日本當代文化經濟的核心構成:
操作符號、製造意義、深植人心。
這對與日本有著深刻複雜關係的我們來說,
正是重新探究日本有別於歐美、「另類現代性」的一個閱讀起點。

「文學的挑戰是:這作品如何關注我們、驚嚇我們、充填我們。」
──Jonathan Culler, 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6.
「文學像是磷,即將死去之際會散發最大光輝。」
──Roland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A Roland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 (Vintage, 2000), p.51.

《符號帝國》後的巴特,開始將寫作的主體和客體合而為一,他的「書寫」不僅要講述他想闡明的意旨,也同時就是意旨本身,換言之,當他要告訴讀者:「愉悅」pleasure太普通,你應該追求「狂喜」jouissance, 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Hill and Wang, 1975), pp.4~5.之時,他此刻就必須「寫出狂喜」來。(導讀 p.18, 19)
「我」,你說而且你驕傲於這個詞眼,但是,更偉大的事物—你不願相信的—其實是你的身體,它有巨大的才智,它不說「我」,它執行「我」(performs ‘I’)!
──Friedrich Nietzsche, Martin Jay, ‘Roland Barthes and the Tricks of Experience’ ,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vol14, no2, 2001), pp.469~476.

如果要我憑想像虛構出一個民族,我可以幫它取個新的名字,宣稱它為小說裡的對象,開創新的卡哈邦(Garabagne,出自Henri Michaux的作品《Voyage en Grande Garabagne》,指架空的幻想國度。)。如此,就不必將真實國度折衷於我的幻想之下(但我在文學符號中所折衷之物,正是這種幻想)。我也可以──我並不想展示或分析任何與現實相關的東西(這是西方論述的主要模式)──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那裡),抽拉出一些特徵(此乃繪圖、語言學術語),透過它們特意創立一個系統。我將稱這個系統為:日本。(p.64
《符號帝國》書寫的對象是日本,包羅著二十六篇短小的散文,對應著巴特一九六六至六八年三次的日本旅行,雖然巴特因旅行而寫作了這本書,但它卻完全不是一本遊記,沒有可供讀者參照的旅行景點探訪,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分析,當然也沒有旅行文學的啟蒙老梗(我∕出發↓失去我∕旅程↓完成新我∕歸來)。巴特在第一篇〈遠方〉中就坦承,他無意去寫一個真實的日本,相反地,是「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在對日本禪的領略裡,巴特體認到書寫就是一種「開悟」(satori),「是一種頗為強烈的震盪,搖撼知識及主體:它創造一種不言之境(an emptiness of language)」,這種脫離西方語言特徵的書寫,掏空了物件的意義,卻反而讓物飽含著單純的魅力,是這種照耀著他的繽紛光華,促使作者嘗試以一種「開悟」的理解,模擬著禪,來書寫他旅次所見的庭園、姿態、房舍、花束、臉孔、暴力。
二十六篇短文,切入的是日本的文化生活,從語言、食物、柏青哥、包裝、手繪地圖、木偶劇、鞠躬、文具、身體、俳句、筷子、身體、市中心到匪夷所思的眼臉、「這樣」(日語So)和車站。
單從閱讀的過程觀察,巴特要求讀者參與的,是一種「作者式」而非「讀者式」的閱讀(Roland Barthes, S/Z (Hill and Wang, 1974), p.5.),《符號帝國》沒有隱約共識的寫作套路、沒有預期中起承轉合的理解階梯,更無結論或啟示,讀者必須化身為作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艱險」地建立起自身的況味。因而,尋常讀者往往會覺得意義不明,即便某些段落具有著淋漓盡致的閱讀快感,但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中文讀者總會問:我讀到了什麼?在讀與非讀之間,我因它而改變了什麼?(導讀 p.20, 21)
在本書,我們不將東方與西方視為「真實」,而在雙方的歷史、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貼近或對立。作者並非熱切地將目光停駐於東方的某種質素上,東方只是單純匯集了某些特徵,由於這些特徵所催動的那套互動模式,讓作者「沉醉」於一種前所未見,與法國文化大異其趣的符號系統概念中。在思考東方時,最重要的,不是尋找另一種符號、另一種形上玄思、另一種智慧(儘管這種智慧讓人滿意),而是追求符號系統正統規範之外可能出現的差異、轉化及革命。

陌生語言
我有一個夢想:認識一門外國(奇怪的)語言,卻不理解它;觀察它與母語之間的不同,卻無法透過言語的語詞、溝通或庸言俗語等社會表面因素破除差異;在新奇語言的投射之下,實際地認識母語之不足;領會那些難以想像事物的運作;在其他句法、結構的影響之下,拆解我們自身的「真實」;在言談中,發掘主體未測知的位序,挪動主體的拓樸結構;總之,進入那不可解釋的境界,感受那股震撼甚至不用削弱它,直到我們內在的每一分西方性步履蹣跚,且父權語言開始顫抖。這種語言從父執輩傳承而來,現在輪到我們也成為父親一輩,保有自身文化,精確地說,歷史將我們轉變為「自然天性」。我們知道,希臘語的主要結構,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住亞里斯多德(Aristote)哲學的重要概念。反過來想,若是一種極為遙遠的語言閃現微光、深化視野,讓我們窺探到那些必不可少的歧異,那將頗為有益。(p.68)
這些事實及其他現象讓我們深知,不考慮語言的限制(語言的工具性質)而想藉此批判我們的社會,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這就像是想要消滅惡狼,卻舒服地躺臥在牠的血盆大口裡。這些悖離語法常規的實踐,至少有這樣的優點:試著去質疑西方語言的意識形態。(p.70, 71)
文具店 
日本的書寫文字豐繁,不再寫成一排,而是捲在卷軸中。這種書寫方式讓人想到繪畫,表意文字四方揮灑,細膩鑲嵌在紙面上。一言蔽之,刻劃在整個空間之中。如此一來,至少就其潛在意義而言,這種運筆風格延伸了真正的書寫藝術,它將不再是孤獨文字的美學勞動,而是符號破壞,使它奮力一揮、斜拋出去、揮灑滿篇。(p.184, 185)
書寫暴力
有人認為戰鬥者複誦的那些口號,不應該說出行動原因及目的(人們是為了贊成或反對之事而戰)──這樣會使語言再度成為表明理由的方式、行駛正當權力的保證──而應該只說出行動本身(「全學聯將抗爭到底」)。因此,行動再也不用依賴語言鞏固、遮掩、引導方向:讓自己變得純真無邪──那種外在的神正面貌超過戰鬥本身,就像一位頭戴飛尖帽(bonnet phrygien,俗稱弗里吉亞帽,又稱自由之帽,一種圓錐形軟帽,帽尖前彎,紅色乃其典型色彩。歐洲曾流行一種說法,在古代,獲釋的奴隸會配戴此帽,從此它便象徵解放,在法國大革命中,亦成為自由標誌廣為流傳。)的馬賽女人──配上純粹的聲音操作,行動感加倍,卻只是在暴力的容納空間之中,增加一抹姿態,讓它多一塊肌肉。(p.207, 211)